防走丢，大家也可以在“ 事儿君看天下 ”找到我 关注起来，以后不“失联”~ 今年的里约电影节，上映了一部很特殊的纪录片，《Vitória da Paz》。 放映厅距离片中最重要的拍摄现场，不过几公里。而纪录片里的大部分画面，并非出自职业摄影师，而是一位没有任何拍摄经验的80岁奶奶。 二十多年后，纪录片的主创团队整理了她留下的近100小时录像。在一批从未公开过的素材中，他们发现了一盘特殊的带子。画面里，她对着镜头说，自己正在拍一部纪录片。 她叫若阿娜·泽费里诺·达·帕斯（Joana Zeferino da Paz）。 她拍下的那些录像，最终成为警方调查的重要证据。一批盘踞当地多年的毒贩被捕，多名收受贿赂的警察被追究责任。 而她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，从此隐姓埋名的生活。 故事要从一扇窗说起。 若阿娜住在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，家里的窗户背对海岸，正对着塔巴雅拉斯坡一带的贫民窟。距离她家不到100米，就是一个毒品交易点。 （若阿娜和记者古斯芒） 她从上世纪60年代起便住在那里。几十年间，山上的势力不断变化，枪声此起彼伏。帮派之间的冲突，毒贩与警方的交火，有时子弹都会擦过她家的墙壁。 她试过各种举报途径，宪兵、警察局、匿名举报热线，全都没用。 报道过她的记者古斯芒说，那些警察把若阿娜看做一个爱投诉、爱惹事的老太太，甚至觉得她精神有问题。 若阿娜却一直认为，自己要求的事情再普通不过。一个人每天生活在枪声里，如果子弹可能随时打进自己家，治安恶化到正常生活都很难维持，那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责任？ 她找到公设辩护人，把里约州政府告上了法庭。诉讼进行期间，一名宪兵上校公开否认了她的说法，说警察一直在维持治安，不认同就得自己拿出证据。 于是，一个80岁的女人决定自己去找证据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被迫为自己解决问题。 她出生于巴西东北部阿拉戈斯州乡村。年轻时做女佣被农场主侵害，很早便怀孕，随后又被赶走，孩子不到两岁就去世了。 后来，她独自来到里约。 她做家政，也学过按摩和理疗，一点点攒钱，最后买下了科帕卡巴纳的这套公寓。 一生的颠沛中，她早就习惯了这些。所当有人让她拿出证据时，她真的去买了一台摄像机。 若阿娜分12期买下一台摄像机，又买来一批录像带，把书和电话簿摞起来当支架，把摄像机架在窗边。 镜头藏在百叶窗的缝隙后，窗外，是她已经看了几十年的山坡。 什么人在那里交易，毒贩什么时候出现，警方巡逻车经过时人群如何散开，警察与毒贩之间如何接触，她都拍了下来。她甚至记录到未成年人吸食可卡因的画面。 但后来真正打动古斯芒的，并不只是影像里的犯罪活动，还有她的声音。 （若阿娜和记者古斯芒） 画面里也能听到若阿娜的声音，她解释画面里的人是谁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，有时评论，有时抱怨，也会分享一点自己的生活和感悟。 镜头一直朝向窗外，记录的却不仅仅是山上的毒贩，还有窗后若阿娜的声音。 这个拍摄很危险，她曾经发现山坡上有人拿着望远镜朝她的方向观察，也有人举枪对着她所在的公寓，她仍然继续拍。 记者古斯芒说，以她的性格，和跟毒贩近乎贴脸的距离，两年拍摄竟然没有发生过于血腥的事情，几乎是个奇迹。 随着录像越来越多，若阿娜联系公设辩护人、媒体、警方，只要她觉得可能有人愿意听，她就去找。 有电视台告诉她，如果这些东西播出来，她可能会有危险，她也没有停下。其中七八盘录像，最终被送到了里约民警的情报部门，但没有得到什么重视。直到2004年，记者古斯芒看到了它们。 2004年3月，《号外报》记者法比奥·古斯芒到里约民警情报部门寻找周末选题。 一名警察随口告诉他，前些时候有个80岁的老太太送来几盘录像带，拍的是科帕卡巴纳一带的毒贩，古斯芒在警局里看了一部分。 （若阿娜摄像机里记录下的画面） 最开始他觉得这事儿没什么新闻价值，毕竟在里约，贫民窟里有毒贩压根儿算不上新闻。他只是觉得，科帕卡巴纳这样的地方这么明目张胆的贩毒，或许值得写一篇报道。 两周后，负责案件的民警同意把录像带暂时借给他，但不能在警方调查完成前发布新闻。 装录像带的袋子里，还有若阿娜的一张名片。那天晚上，古斯芒回到家，重新把录像放进机器。 这一次他打开了声音，这个夜晚仿佛刻在了他的脑子里。白天在警局看录像带时错过的信息，都串起来了，他听到了若阿娜在屏幕外的喃喃自语。 她说着窗外的人，描述着自己的生活。说眼前发生的事情，也回忆自己这几十年的人生。 古斯芒整晚没有睡，一边看，一边做笔记。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毒品交易证据，这是一个被逼急的人，记录下的真实人生。 后来他这样概括自己当时的感受： 警方一直认为，故事发生在窗外。 但真正的故事，也许一直在窗内。 他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第一次找到若阿娜，谎称自己是她的外甥，骗过了门卫。 进屋以后，他走到窗边，第一次真正理解她拍摄时所处的位置。 贩毒点近得几乎就在眼皮底下，
